1948年暑假後，十三歲的我進了北京第四中學初一上，那時我計劃寫一部《東北志》的書，並開始收集資料，從謝國楨的《清初流人開發東北史》到張綸波的《東北的資源》、鄭學稼的《東北的工業》，乃至於外人寫的《日本在滿洲特殊地位之研究》等等，都在我收集之列。——一個初一學生，有這種水平與氣魄，洵屬罕見。有這種程度的少年人，其驕傲自負，也洵屬當然。不過我的驕傲自負，都在我心裡，待人接物，我仍舊一片沖和。不但沖和，並且還常開人玩笑。有一次，我在班上惡作劇，摟住一位兩眼含情臉蛋泛紅的潘姓漂亮小男生大叫：“我愛潘金蓮！”即屬此類。

可惜摟“潘金蓮”的好景不長，國民黨在北方的局面江河日下，北京岌岌可危，爸爸這次學乖了，決定全家逃難。他計劃分四批南下：第一批是爸爸自己，他先到上海打前站。他在東北時候，曾幫了一位臺灣朋友翁鎮的大忙，翁鎮回到臺灣，寫信來勸為什麼不直接去臺灣呢？爸爸說他判斷國民黨雖戰敗，但剩餘的力量，諒可維持和共產黨“隔江（長江）而治”的局面，所以逃到上海，就差不多了。此外，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二二八事件的陰影，使爸爸感到不安，他對臺灣不大放心。他不願見國民黨殺臺灣人；他也怕臺灣人報復，一陣亂殺，殺到他頭上，所以，廣義地說，我們一家也是二二八事件的受害人，我們不直接來臺灣而落腳上海，在上海耗盡了機會和財力，最後倉皇來臺，是一件錯誤的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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