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後的1994年，點燃於《過於聰明的中國作家》、譁然於《黑馬與黑駒》的“二王之爭”爆發，許多作家學者捲入舌戰。兩代文化人之間的齟齬、互不理解、互不寬諒，大體上以一種感性大於理性、指責多於分析、戾氣盛過和氣的方式展現。這背後一層的原因，又被輕輕略過了。

順著“中國當代那些極聰明的作家、文人，雖是書生，卻沒有一點書生氣”，生於1962年的王彬彬緊接著提出書生應有之“氣”——

我所謂的書生氣，是指一種知識分子精神，一種知識分子的價值觀念，一種知識分子的文化人格。我所謂的書生氣，首先表現為一種獨立思考的品質，一種抗拒流俗、不為喧囂的時潮所左右的風範，一種依據某種神聖的尺度評判世界評判社會的立場。

人類歷史上，屢屢有某些時期，社會以某種名義剝奪某些類別、某些職業的人特有的“氣”，讓他們喪失自身特有的內在規定性。……而在政治全能時代裡被剝奪被割除的書生氣，在商業大盛的今天，也同樣遭鄙視，遭譏嘲。

這篇寫於90年代初期的小文章表達了對當時現狀的不滿：知識分子從鴉雀無聲到紛紛轉身告別80年代；商品經濟大潮令全社會出現一些新的怪的不那麼妙的苗頭。其時滬上四位學者：王曉明、陳思和、張汝倫、朱學勤發起“人文精神大討論”，王彬彬的聲音是其中一支，頗引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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