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香港九年間，龍應臺每兩週回一次屏東看望母親，如今人在臺灣，倒有些勉強。她每週要去“立法院”兩次參加施政備詢，去“行政院”至少一次，無數個部門會議等著她去開，無數份紅皮公文等著她閱批，還有，無數個“看到鏡頭就微笑”的場合等著她抖擻蒞臨。有那麼一兩個瞬間，我有恍惚：眼前分明是80年代那個寫文章的“胡美麗”在扮演這個“部長龍應臺”。確實，當年許多讀者以為龍應臺才是筆名。

現在，“部長”龍應臺回到小晶，摟著她86歲、當年強悍無比的母親。母親已經不認得女兒，但熟悉她的擁抱。曾經，在作家龍應臺時段，她買來顏色各異的指甲油，幫母親一個指甲塗上一種顏色，再抹口紅，再上胭脂，消磨母女二人的黃昏。現在，母親已經瘦弱得像個孩子，強大的女兒倚著她的肩膀，閉上眼，不說話。每週印發各司局的密密的部長行程裡，沒有一欄供她表達：我累了。

在眼睛閉上片刻的世界裡，小晶也許想到父親，那個會用湖南話吟誦《陳情表》或《告子下》的鄉村警察。當女兒成為作家，他沒有表示什麼，但女兒做了局長，他在人前有掩不住的驕傲。他沒能看到女兒當上“部長”。

中國傳統裡，科舉制度是為選拔官員。一般人心目中，讀書就是為了做官，士與仕的結合才是正途。這傳統在臺灣今天的仕途高階仍看得見——馬英九的本屆“行政院”裡，有47位博士（共27個“部會”）。只是時代不同，政治的形式和內容發生了巨大變化，士的考題也瞬息萬變。20世紀以來，在世界許多地方，漸次上演耐人尋味的“當知識分子遇到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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