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日本軍在廣西南寧登陸，向北攻陷賓陽。浙江大學正在賓陽附近的宜山，學生、教師扶老攜幼，倉皇向貴州逃命。道路崎嶇，交通阻塞，大家吃盡千辛萬苦，才到得安全地帶。我正是其中之一人，帶了從一歲到七十二歲的眷屬十人，和行李十餘件，好容易來到遵義。看見比我早到的張其昀先生，他幽默地說：“聽說你這次逃難很是‘藝術的’？”我不禁失笑，因為我這次逃難，的確是受藝術的幫忙。

其實與其稱為“藝術的逃難”，不如稱為“宗教的逃難”。因為如果沒有“緣”，藝術是根本無用的。且讓我告訴你這逃難的經過：那時我還在浙江大學任教。因為宜山每天兩次警報，不勝奔命之苦，我把老弱者六人送到百餘里外的思恩縣的學生家裡。自己和十六歲以上的兒女四人（三女一男）住在宜山；我是為了教課，兒女是為了讀書。敵兵在南寧登陸之後，宜山的人，大家憂心悄悄，計劃逃難。然因學校當局未有決議，大家無所適從。我每天逃兩個警報，吃一頓酒，遷延度日。現在回想，真是糊里糊塗！

不久賓陽淪陷了！宜山空氣極度緊張。汽車大敲竹槓。“大難臨頭各自飛”，不管學校如何，大家各自設法向貴州逃。我家分兩處，呼應不靈，如之奈何！幸有一位朋友(2)，代我及其他兩家合僱一輛汽車，竹槓敲得不重，一千二百元（廿八年的）送到都勻。言定經過離此九十里的德勝站時，添載我在思恩的老弱六人。同時打長途電話到思恩，叫他們連夜收拾，明晨一早僱滑竿到四十里外的德勝站，等候我們的汽車來載。豈知到了開車的那一天，大家一早來到約定地點，而汽車杳無影蹤。等到上午，車還是不來，卻掛了一個預報球！行李盡在路旁，逃也不好，不逃也不好，大家捏兩把汗。幸而警報不來；但汽車也不來！直到下午，始知被騙。丟了定洋一百塊錢，站了一天公路。這一天真是狼狽之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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