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寺初建於東魏曇遵再傳弟子之手,奉《像法決疑經》,但是於貞觀年間由原先的子孫繼承之制改向十方傳法寺院請法,接受法印,緣此而得一名僧,成為住持。此僧俗家姓史,是犍為武陽人,在益州嚴遠寺剃度,法名道會。
由於“蜀門小狹,聞見非廣,乃入京詢訪,經十餘年,經論史籍博究宗領”,道會最後來到長安,入三階教的創始者信行所興立的化度寺修業。這段因緣,使得他日後深造回蜀,一心想要大開義福之教,導引後銳。
方此之前,隋、唐易代之初,唐高祖李淵深知:蜀地不平,天下不安;天下既定,蜀地亦不能縱令自完。遂興開發蜀地之念,敕命詹俊、李袞為軍帥,即將展開對地方上前朝殘餘勢力的清剿。
為了不使故鄉遭致兵燹之禍,道會立刻上疏,提出了一個空前的看法,希望皇帝能不以軍事行動為務;而他願意一馬當先,用宣揚佛法的手段,為新成立的王朝作一綏靖地方的先鋒:“會請躬率徒隸,振錫啟途;折簡宣威,開懷納款。軍無矢石之勞,主有待成之逸。此亦一時之利也;惟公圖之。”
他的觀點非常奇特,加之以文章優美,詞采華麗,本來極可能打動天聽,可是上疏之文卻為派駐在蜀地的安撫使淹留不發,這一番借佛法安人心的宏圖壯志也就遷延下來。
道會潛心釋氏,卻力持十分激進的想法,曾有“天下改觀(按:即道觀)為寺”的論調。在不斷努力奉道教為國教的李唐王朝治下,試圖將道教勢力全面清除,顯然是不合時宜的。當時因弘揚佛法言語激烈而招嫉受謗的案件很多,不少犯了忌諱的僧人還因之而下獄、革除僧籍,道會也曾經被牽連下獄。“遂被拘執,身雖在獄,言笑如常,為諸在獄講釋經論。”事實上,在極端困頓的情況之下,還能談笑弘法的,不只道會一人,另外還有十多個同他一起被囚的僧侶,他們經春至冬,人人“衣服襤褸,不勝寒酷”,可見慘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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