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沒有誰能像我一樣，經常事先宣告並寫下自己將要做的事情”，希特勒在1941年1月30日的演講中坦白地說，“而我曾一再地寫道：取消《凡爾賽和約》”。確實，從這個煽動者1919年秋季投身政治開始，他始終毫不含糊地表明，一旦當政之後將設法擺脫《凡爾賽和約》的束縛。當然在希特勒考慮對外政策時，修改1919年至1920年戰後秩序並非最終目的，而只是一個初始步驟。擔任國家總理之後，他從未放棄過其綱領的核心之一“佔領東方的生存空間”，在1933年2月2日他對陸海軍將領的講話中已經說得很明白了。1941年1月底，當希特勒在柏林體育館舉行“奪權”勝利8週年慶祝活動時，計劃中對蘇聯發動的種族主義殲滅戰也進入了實施的階段。此前不久，1940年12月18日，他簽署了名為“巴巴羅薩行動”的第21號令。

當政的最初幾年，希特勒在公眾場合小心翼翼地絕口不提其內容廣泛的擴張計劃。德國面臨的棘手的國際局勢迫使他謹言慎行，因為他必須考慮到，法國特別無法接受德國的重整軍備，可能會發起先發制人的打擊。“從理論上承認德國的軍事平等地位到重新恢復一定軍事實力”的階段是“最艱難和最危險的”，1933年2月9日，希特勒在創造就業機會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宣佈，他強調了擴軍的“絕對優先地位”。他們有多害怕先發制人的戰爭，從1940年4月入侵法國前的幾個星期宣傳部部長戈培爾在對新聞界代表的秘密講話中暴露無遺：“1933年法國總理完全可以說（如果我是法國總理，我就會這麼說）：那個寫了《我的奮鬥》的人當上了德國總理，書裡有這樣那樣的內容。我們無法容忍他成為鄰國的領導人，要不他下臺，要不我們發兵攻打德國。這些話完全符合邏輯。他們沒有那樣做。他們容忍了我們，任由我們不受阻礙地通過了危險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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