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最高階會談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結果：安瓦爾·薩達特在一九七二年七月把蘇聯人從埃及驅逐出去了。

尼克松和我一樣，甚至在最高階會談之前就知道薩達特對蘇聯的幻想越來越破滅了。埃及雖然完全依賴蘇聯軍事上的支援，然而蘇聯卻未能就解決爭端或者促使以色列從阿拉伯領土撤出取得任何進展。薩達特本人曾經在二月和四月去過莫斯科。在這兩次訪問之間，開羅和我們開闢了一條秘密渠道。我們之所以決定使莫斯科最高階會談公報在中東問題上保持冷漠，以便看看我們的戰略還可能產生一些什麼其他的結果，原因之一就在於此。我們後來才知道我們的戰略取得多麼大的成就。為了弄清中東這一重大變化的來龍去脈，有必要回顧將近兩年以前發生的事情。

納賽爾的去世

從某種意義上說，一九七〇年底在中東是個轉折點，儘管當時我們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約旦危機和蘇伊士運河沿岸的緊張局勢是阿拉伯人認識過程中的兩個階段，即認識到解決中東問題的關鍵在於華盛頓，而不是莫斯科。但是，最具有決定性的事件也許是加麥爾·阿卜杜勒·納賽爾的去世和薩達特的上臺。

當時我們對薩達特不太瞭解。他是一九五二年推翻法魯克國王那批軍官中的一員；但是多年來，我們的專家並不認為他是個重要人物。起先，連薩達特憑他自己的本領能否當上埃及總統這一點都沒有把握。納賽爾這樣一個偉大的人物去世後，任何人去接班都會遇到困難。何況薩達特演說很隨便，來自農村，納賽爾當政時期他在埃及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又較低，別人也就看輕了他。納賽爾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八日去世，正是我和總統地中海之行的時候。第二天，一位記者向我問及薩達特。我說，我認為他是個過渡性人物，最多待上幾個星期。這是我最大的錯誤判斷之一。一九七一年期間，薩達特逐漸挫敗了他的對手，五月間完成了一次驚人的清洗，把一夥陰謀搞掉他的強大的親蘇集團清除了。他漸漸鞏固了他在國內的地位，並在國際上自由採取行動。就是在這個時候，很少局外人（肯定不是我）能夠設想薩達特後來懷著多大的勇氣、先見和決心使他的國家和地區在國際事務中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薩達特就是這樣成為我們時代的一位偉大的領導人。（秋季危機的另外一個沒有這樣引人注目但卻具有重要意義的結果是一九七〇年九月哈菲茲·阿薩德在敘利亞上臺。阿薩德不像薩達特那樣具有遠見卓識，但是他使敘利亞得到空前的穩定，在克服國內長期動亂後，成為一個勇敢和比較溫和的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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