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孛羅一號”：序曲

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我經歷了平生十分痛苦的一次會晤。“中華民國[1]”“大使”詹姆斯·沈[2]來見我，商量在下屆聯大表決中國代表權問題時，如何保持臺灣的席位。沈劍虹對於國務院企圖讓北京進入聯合國同時又不驅逐臺灣的“雙重代表權”計劃，提了很多反對意見。我很難聚精會神地跟他詳細討論這件事，因為就在七月一日這一天，我要啟程去亞洲，秘密地如約赴北京。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能比臺灣當局更不應當得到這種即將來臨的遭遇了。它是一個忠誠的盟友，對待我們的行為一直堪稱楷模。它的代表，尤其突出的是它的大使，表現得老實可靠，而且具有中國人所特有的那種精明才幹。我感到我和沈劍虹的交談特別痛苦，因為我知道，不久之後更重大的事件就要來臨，他私下裡議論的這些聯合國程式性的花招，就會全部化為泡影。然而我卻什麼都不能對他講，而且還得要儘可能裝出一切如常、若無其事的樣子，按照預定的問題跟他談下去。

我的日記上記著，除沈劍虹外，我還會見了總統顧問唐·拉姆斯菲爾德、墨西哥外交部長埃米略·拉瓦薩和印度大使L·K·吉哈。我還同總統三次會晤，共用了兩個多小時來重新審查我那些為出訪準備的檔案。這之後記的是夜間在林肯廳同深思熟慮的總統會晤，與認真思考問題的安全顧問和國務卿會晤，共同策劃戰略問題。其內容多半是一些有關公共關係的無聊廢話。此後一位記者要求會見，要我談這些會議的內容。我請霍爾德曼代我接見，他同意了。“你撒謊也只能到此為止。”他承認說，這倒給道義上必須講真話增加了一個新的尺度。實際上，雖然我在轉達六月二日中國人的資訊時曾在那裡和尼克松談過話，但我們卻極少在林肯廳開會，而且羅傑斯從來沒有在場。我們幾乎都是在橢圓形辦公室或者在總統辦公大樓尼克松的私人休息室裡談論中國之行。在七月一日這一天，我們討論的主要是開啟同中國的關係、對於蘇聯的態度以及對越南戰爭可能產生的影響。很多時間是花在討論未來與中國以及與蘇聯舉行最高階會談的先後次序上；當時我們還沒有從莫斯科得到是否在九月舉行會談的訊息。我們決定，不管莫斯科怎樣反應，現在將首先舉行同中國的最高階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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