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莫斯科的資訊

一九七〇年秋，時局緊張，在這一階段的大部分時間裡，蘇聯駐華盛頓的代表是尤里·伏龍索夫。此人聰明和善，小心謹慎，但卻毫無權力。多勃雷寧大使奉召回國磋商。我後來才知道，多勃雷寧的離開反映了克里姆林宮的願望，不想舉行什麼重要的會談。在這種情況下，也許是特別表明，甚至不想談關於我們正在盼望的最高階會談問題。伏龍索夫的級別很高，但是這樣的外交家卻很少有什麼決定權；他們一般都是機械呆板地遞交照會，然後小心翼翼地把答覆記下來，討論也只限於幾個淺顯的問題，不敢表達己見。因此，當伏龍索夫顯得輕鬆愉快時，人們可以肯定，那準是奉命行事；當他的表情嚴肅時，也準是克里姆林宮在皺眉頭。

七月底，我在聖克利門蒂接到伏龍索夫打來的一個電話，他說，一旦我回到華盛頓，他有一個照會要立即遞交給我。我猜想這可能是關係到蘇聯同意舉行最高階會談的事。我們於八月四日在白宮內我的辦公室裡會面，伏龍索夫按捺不住內心的喜悅。他沒有帶來莫斯科關於最高階會談的訊息，但是他知道蘇方正在積極而讚許地加以考慮；他認為我們兩國的關係正在“好轉”。他這次是來轉達他的政府的願望，重申一九六二年肯尼迪-赫魯曉夫關於古巴的協議：“我們想要強調，在古巴問題上，我們一如既往，按照以前對這個問題所達成的協議行事，我們希望美國方面也嚴格地遵守這個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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