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在引言中已經提到的，在我撰寫本書的過程中，朱莉·芬斯特是我不可或缺的夥伴。她不僅是一個聰明、勤奮、有見地的歷史學家，還是一個沉穩冷靜的人——這種品格一直在鼓舞著我計程車氣。我們倆欠了很多人的情，也欠了很多組織的情。首先就是我在新奧爾良大學艾森豪威爾美國研究中心的同事們。在一個人寫這樣一本大部頭書的時候，有人負責手稿準備是很重要的。我的這位助手是莉薩·韋斯多弗爾（Lisa Weisdorffer）。我初次遇到莉薩的時候，她是我在新奧爾良大學開的“美國和冷戰”一課的學生。畢業之後，她曾為美國古典航海公司（American Classic Voyages）和尼爾拍賣公司（Neal Auction Company）工作。她能為我工作，我感到很幸運。為了把本書手稿整理成形，她花了不計其數的時間。艾森豪威爾中心還聘請謝爾比·薩德勒（Shelby Sadler）來校讀和統稿。她是一個傑出的編輯，而且在這些年中，我也學會了信任她的文學天才。

在我長時間在密歇根做研究的過程中，管理艾森豪威爾研究中心的是副主任凱文·威利（Kevin Willey）。他毫無怨言地幫我查詢那些不知名的著作，安排我的採訪日程。對研究中心而言，他是一個不知疲倦的奉獻者。在寫本書時，我把我們中心收藏的“二戰”資料託付給了邁克爾·愛德華茲（Michael Edwards），他堪稱美國軍事史的活百科全書。我在新奧爾良大學的三位上司格雷格里·奧布賴恩（Gregory O'Brien）校長、盧·帕拉迪斯（Lou Paradise）教務長和羅伯特·杜邦（Robert DuPont）院長從一開始就支援這本書，他們減輕了我的教學任務，以便我能把更多時間花在迪爾伯恩和底特律。他們都是熱愛美國曆史和文學的一流管理者。我的新奧爾良團隊還有一個外援：從杜蘭大學（Tulane University）借來的優秀學生安德魯·特拉弗斯（Andrew Travers），是他記錄了我與約翰·肯尼思·加爾佈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查克·貝里（Chuck Berry）和傑克·特爾納克等所有人的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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