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把我們銷售的紊亂狀況歸於國民經濟一般的無計劃性。在計劃工作和國家計劃委員會的作用問題上，政治局曾經有過爭論。其中包括我同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之間的爭論。在計劃委員會的人員問題上，也有過爭論。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關於國家計劃委員會問題給政治局委員的信中寫道：

“關於使國家計劃委員會具有立法職能這個思想是托洛茨基同志提出來的，大概已經很久了。我當時反對這種思想，因為我認為，這樣一來，在我們立法機關係統中將出現很大的不協調現象。但是經過仔細研究，我發現這裡實質上有健全的思想，就是：國家計劃委員會作為領導人、專家、科學技術代表的總和，雖然實質上掌握正確判斷事情的大量的材料，但它多少是撇在我們的立法機關之外的。……我想，可以而且應該同意托洛茨基的正是這一方面，而不是下述方面：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一職，或者由我們政治領袖中的某個人擔任，或者是由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擔任。”[64]

上文在列寧關於對外貿易壟斷制問題給我的信中，已經提到過這些分歧了。列寧在那封信裡建議推遲那個問題，不太確切地把它說成國家計劃委員會的行政權問題。我堅持全面加強國家計劃委員會，把各個部的計劃工作都隸屬在它下面，我並沒有建議賦給國家計劃委員會行政權，我認為行政權應該仍舊集中在勞動國防委員會手中。但現在這不是根本的問題。無論這封信的性質也好，語氣也好，都是多麼心平氣和，列寧把我們以前存在的分歧只看作一件事務的討論，他建議政治局按照接近我所維護的觀點的方向，來解決那些分歧。在這個問題上，黨聽到了多少謊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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