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會議的漩渦中

1949年迎來了解放。當時我同北大絕大多數的教授一樣，眼前一下子充滿了光明，心情振奮，無與倫比。我覺得，如果把自己的一生分為兩段或者兩部分的話，現在是新的一段的開始。當時我只有38歲，還算不上中年，涉世未深，幻想特多，接受新鮮事物，並無困難。

我本來是一個性格內向的人，最怕同人交際；又是一個上不得檯面的人。在大庭廣眾中、在盛大的宴會或招待會中，處在衣裝整潔、珠光寶氣的男女社交家或什麼交際花包圍之中，渾身緊張，侷促不安，恨不得找一個縫鑽入地中。看見有一些人應對進退，如魚得水，真讓我羨煞。但是命運或者機遇卻偏偏把我推到了行政工作的舞臺上；又把我推進了社會活動的中心，甚至國際活動的領域。

人民政府一派人來接管北大，我就成了忙人。一方面處理系裡的工作。有一段時間，由於國家外交需要東方語言的人才，東語系成為全校最大的系。教員人數增加了10倍，學生人數增加了200多倍，由三四人擴漲到了800人。我作為系主任，其工作之繁忙緊張，概可想見。另一方面，我又參加了教授會的籌備組織工作，並進一步參加了教職員聯合會的籌備組織工作。看來黨組織的意圖是成立全校的工會。但是，到了籌建教職員聯合會這個階段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北大工人反對同教職員聯合。當時“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教職員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哪裡能同工人平起平坐呢?這樣一來，豈不是顛倒了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地位!這哪裡能行!在工人們眼中，這樣就是黃鐘譭棄，瓦釜雷鳴，是絕對不行的。幸而我國當時的最高領導人之一及時發了話：“大學教授不是工人，而是工人階級。”有了“上頭的”指示，工人不敢再頂。北大工會終於成立起來了。我在這一段過程中是活躍分子。我擔任過北大工會組織部長、秘書長、沙灘分會主席，出城以後又擔任過工會主席。為此我在“文化大革命”中還多被批鬥了許多次。這是對我非聖無德行為的懲罰，罪有應得，怪不得別人。此是後話，暫且不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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