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這裡講的“思想鬥爭”，不是後來我們所理解的那一套廢話，而是有關我的學術研究的。我曾多次提到，在印度學領域內，我的興趣主要在印度古代及中世佛典梵文上，特別是在“混合梵文”上。上述我的博士論文以及我在哥廷根寫的幾篇論文可以為證。然而做這樣的工作需要大量的專業的專著和雜誌。哥廷根大學圖書館和梵文研究所圖書室是具備這個條件的。在哥廷根10年，我寫論文用了上千種專著和雜誌，只有一次哥廷根缺書而不得不向普魯士國家圖書館去借，可見其收藏之富。反觀我國，雖然典籍之富甲天下，然而，談到印度學的書刊，則幾乎是一片沙漠。這個問題，我在離開歐洲時已經想到了。我的所謂“思想鬥爭”就是圍繞著這個問題而開始萌動的。

我雖少無大志，但一旦由於天賜良機而決心走上學術研究的道路，就像是過河卒子，只能勇往向前，義無反顧。可是我要搞的工作，不是寫詩，寫小說，只要有靈感就行，我是需要資料的，而在當時來說，只有歐洲有。而我現在又必須回國，顧彼失此，顧此失彼，“我之進退，實為狼狽”。正像哈姆萊特一樣，擺在我眼前的是：走呢，還是不走?Thatisaquestion。在激烈的思想鬥爭之餘，想到祖國在災難中，在空前的災難中，我又是親老、家貧、子幼。如果不回去，我就是一個毫無良心的、失掉了人性的人。如果回去，則我的學術前途將付諸東流。最後我想出了一個折中的方案：先接受由G．Haloun先生介紹的英國劍橋大學的聘約，等到回國後把家庭問題處理妥善了以後，再返回歐洲，從事我的學術研究。這實在是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想出來的一個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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