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著來的是一個批鬥的高xdx潮期。

從一九六七年冬天到一九六八年春天，隔上幾天，總有一次批鬥。對此我已經頗能習以為常，“曾經滄海難為水”，我是在批鬥方面見過大世面的人，我又珍惜我這一條像駱駝鑽針眼似地揀來的性命，我再不想到圓明園了。

這一個高xdx潮期大體上可以分成兩個階段：從開始直到次年的春初為批鬥和審訊階段；從春初到一九六八年五月三日為批鬥、審訊加勞動階段。

在第一個階段中，批鬥的單位很多，批鬥的藉口也不少。我曾長期在北大工會工作。我生平獲得的第一個“積極分子”稱號，就是“工會積極分子”。北京剛一解放，我就參加了教授會的組織和領導工作。後來進一步發展，組成了教職員聯合會，最後才組成了工會。風聞北大工人認為自己已是領導階級，羞與知識分子為伍組成工會。後經不知什麼人解釋、疏通，才勉強答應。工會組成後，我先後擔任了北大工會組織部長，沙灘分會主席。在沙灘時，曾經學習過美國競選的辦法，到工、農、醫學院和國會街北大出版社各分會，去做競選演說，精神極為振奮。當時初經解放，看一切東西都是玫瑰色的。為了開會佈置會場，我曾徹夜不眠，同幾個年輕人共同勞動，並且以此為樂。當時我有一個問題，怎麼也弄不清楚：我們這些知識分子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階級工人階級是什麼關係呢？這個問題常常縈繞在我腦海中。後來聽說一個權威人士解釋說：知識分子不是工人，而是工人階級。我的政治理論水平非常低。我不明白：為什麼不是工人而能屬於工人階級？為了調和教授與工人之間的矛盾，我接受了這個說法，但是心裡始終是胡里胡塗的。不管怎樣，我仍然興高采烈地參加工會的工作。一九五二年，北大遷到城外以後，我仍然是工會積極分子。我被選為北京大學工會主席。北大教授中，只有三四人得到了這個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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