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冀中行署

根據晉察冀邊區政府的指示，我們於一九三八年四五月間成立了冀中行政主任公署，統一政權組織。我兼冀中行署主任，李耕濤同志為副主任，秘書長是吳硯農同志。在政權建設上，除各縣長由邊區政府正式委任外，各縣還成立縣行政會議，為縣的最高權力和執行機關。

有了各級政權機構，一個極為重要的任務，就是建立統籌統支的財政經濟制度。“七七”事變後，在混亂局面下，新崛起的各色各樣的抗日武裝，在軍需供給問題上，一般情形是糧款草料就地徵發，住哪裡，吃哪裡，開條子要東西，找物件“動員”一下是常有的事，數目沒有限制範圍，也沒有標準。至於那些雜色武裝，大都濫徵捐稅，巧立名目，隨意攤派，有所謂抗日捐、救國捐、自動捐等不下數十種。甚至扣人罰款，也是屢見不鮮。

一般村莊經常有大批辦公人員，多的五六十人，少的二三十人，吃著公飯，專門侍候籌辦糧秣，催差斂款。然而此來彼往，接二連三，還是應接不暇。受著幾千年封建壓迫的人民，一向懼怕軍隊，但無可奈何，拿不起也要拿，就是富有的也感到負擔沉重，發生憂慮。在愛國熱忱與抗日要求之下，人民群眾雖然都是樂於捐獻，但是他們表示“不怕拿，就怕亂”。

亂徵亂要的結果，村與村之間發生了負擔嚴重偏差，部隊與部隊之間為了爭取給養往往引起糾紛，因此而發生強徵硬要和打罵處罰的現象，影響軍民團結。更由於各自為政，互不相謀，軍需供應不斷髮生困難。發動與組織抗日武裝供應問題，如果不能適當解決，將會使軍民交困，嚴重影響游擊戰爭的順利開展。雖然在抗戰初期，各縣城都成立了支應局，做著替駐軍籌辦給養的事情，但是由於它本身的侷限性，且多為一些豪紳所把持，往往以支應搪塞的態度來敷衍了事。一九三七年冬，半政權性質的各縣總動員委員會相繼成立，其中的動員分配部接收並代替了支應局的工作。他們首先廢棄了過去的攤派辦法，根據“有錢出錢，有糧出糧”的精神，依靠政治動員的方式，很順利地籌集了大批糧秣，保證了當時迅猛發展與擴大起來的抗日部隊的軍食，基本上克服了那種亂徵亂要的混亂現象。雖然在抗戰軍需方面還沒有尋找出統盤籌措的方法，但是它在新的政權產生以前確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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