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長八年十月十八,德川家康以徵夷大將軍的身份離開伏見,前往江戶。
是年二月十二冊封將軍以來,已有八月。在此期間,家康一直思量開府一事。最傷腦筋的,不是如何讓諸大名真心臣服,而是如何制定一個標準,讓諸大名去治理各自的領地,有法度可循。大名們領兵打仗時,對於戰陣,個個都滿懷信心,可怎樣治理領地,他們卻心中無底。要讓眾人明白世事推移,理解治國之法,看似簡單,實則異常艱難。僅僅是嚴禁濫殺百姓和禁賭,還遠遠不夠。
故,在回到江戶之前,必須把幕府制度作為雷打不動的法度確定下來。當然,家康是有了這樣的自信才出發的,而且在出發前一日,還辭去了右大臣之職。他決定,令人編寫《朱子新注》明示道德,考慮不許商家插手政事。權錢相結,有百害而無一利。
這有著重大的意義。戰爭時期,大名的本領自不必說,可論到理財,他們遠不及大商巨賈。因此,若不明確此事,領主不日便會被商家玩弄於股掌之間,在不遠的將來,更會成為有名無實的大名。
掌管政務之人為武士,其後為農,商和工居於其下。愛財之人可隨心所欲去聚財,但絕不能奢望以錢使人。這體現了家康對大名的保護,同時也可以看出他的一個想法:支配人的,只能是“道義”。
考慮到商事往未,在長崎設定了奉行和代官;考慮到天下初定,在伊勢的山田設定了山田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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