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不幸往往以細小的事情為契機。

對我而言，這件事情發生在東京地方法院的走廊上。我有事走過該處時，遇見了同行的楠田律師抱著一大包東西匆匆忙忙地迎面走來。我們站在那裡聊了一會兒。

“你好像很忙嘛。”

“嗯。我接下太多公訴辯護人的工作了。”

楠田律師眼下夾著用包袱布包著的一大包東西。這裡面不用說都是一些訴訟檔案。

“你向來就精力過人，總有辦法應付吧？”

“應付倒沒有問題，只是我有點困難。我住在仙台的母親病危了。她老人家已臥病多年，這次的情形好像不樂觀。我很想回去兩三天，只是目前手裡的案件有這麼多，正在發愁哩。”他臉色憂鬱地說。

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為他代勞工作的。

顧名思義，公設辯護是公家為沒有財力的人代僱律師為其擔任辯護工作的制度。因此，這項律師費簡直微乎其微。接這樣的工作，除非數量多且處理快，不然實在划不來。常有人批評說，公設辯護人的辯護態度缺乏敬業精神，有時事前連有關檔案都不仔細過目，而在法庭上無的放矢的公設辯護人更是屢見不鮮。不過，這也不是全部。楠田是一位有良心的律師，而我也有正義感，想為貧窮的被告出一點力。

楠田聽到我願意為他代勞，就高興地把一件他認為很有趣的案子交給我。這就是阿仁連平涉嫌的強暴婦女事件。這件案子的第二次公審將於兩天後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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