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點情況，來驗屍的官員也向我提問過。

那天我從京都出發，是乘14點44分開的“光310號”。另一所大學的一位年輕講師和我同座，我和他在東京車站分手。到達東京，是17點35分。我乘了地鐵，在環形內線的新高圓寺站下車。從那裡到我家的距離，大約步行十四五分鐘。

我在家門外站住時，注意到裡邊沒有開燈。我想，她大概出門買東西去了，就掏出隨身帶著的鑰匙開了門。我和美佐江，誰都是隨身帶著鑰匙的。

進入起居間，便發現了屍體。不過還有一點體溫。

附近有一位態度和藹的醫生。我抱著一線希望，用顫抖的手給他撥了電話。

可是，趕來的那位醫生的意見，說死了大概已經兩小時了。按照他的指示，我同所轄的警察局取得了聯絡，又給佳代的公寓掛了電話。

這就是我發現美佐江自殺當夜的情況。

官員提出問題，是在這一點上：我究竟什麼時候到達東京，而且我回到家裡，從發現屍體到叫醫生，時間是否稍多了一些。

胡思亂想。這樣的事會造成問題？豈不怪哉。例如，官員和我之間，還進行過下列的問答：

“您乘坐‘光310號’，沒有記錯嗎？”

“您說到達東京是17點35分？”

“是的。

“您乘了地鐵，在新高圓寺站下車，步行到家花了十四五分鐘。於是，實際上，您和醫生聯絡是在8點30分過後，這有證詞可查。就是說，您的行動有一小時以上的空白。這期間，您在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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