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沒有什麼不軌行為，很體面，找不到一點漏洞。”

尤拉騎在椅背上，像騎兒童搖木馬似的，搖晃著椅子。這兩天他忙著調查慈善基金會組建的危機中心的業務中心。業務中心位於莫斯科市郊，經營一家不景氣的醫院——現在藉助基金會的資助，醫院已正常運轉。陷於生活困境，除了尋死再沒有其他出路的人們來到這裡；醫生、心理醫師、病理學家為他們診治，根據他們所受的教育、職業和愛好安排他們就業，使他們恢復了生活的勇氣，去愛他們，關心他們。大多數留在中心的人需要繳納費用，但某些患者可以無償得到幫助，如殘疾人、軍人、英雄母親和失業人員。簡短地說，一切都很像那麼回事。沒有冒牌貨和招搖撞騙的，所有的醫務人員都有文憑。

“在那兒根本無法展開刑事調查，”尤拉說，“基金會是國際性的，是鍾愛慈善事業的私人組織，世界各地都有他們這種危機中心，這是私人產業。而深入私人組織，你也知道……所以，對不起，我只能盡力而為了。”

娜斯佳邊聽邊若有所思地用圓珠筆敲打著一張沒寫字的紙。

“怎麼，患者都禁錮在那裡了？”她問。

“去你的吧！勞逸結合。有些人住在自己家中，到那兒只是去看心理醫師和其他的專家。娜斯佳，那兒確實沒有什麼不軌行為，也很體面。”

“乍看是這樣，”她肯定了他，“因為事實上有的患者為基金會賺到不少錢——他們都是經過專門挑選的，比如烏蘭諾夫和我們的塔姬雅娜。調查，接近，然後為他們效勞，這需要有超人的道德凝聚力才不至於被暴露。因為沒有什麼束縛他們。即使發生了什麼事，我們找到了給他們賺大錢的人，也無法證實是蓄意把這些人弄到那兒去的。你懂嗎？人在困境中，當沒有發生不可挽回的事時，我們伸出援助之手。不是他主動找我們的，我們邁出了相識的第一步，這有什麼可恥的？我們見到人的危險處境，為什麼眼看著他自殺？應當及時制止，否則我們的活動還有什麼意義。並且我們組織的宗旨就是‘防止不幸’。很動聽，是吧？我們警察也認為預防犯罪勝於揭露犯罪。是的，患者為他們賺到了錢，但這是他們心甘情願的——首先是出於感激，其次是懷有基金會的理想，要盡力投入慈善事業，為世界上更多的人得到危機中心的幫助。固若金湯，尤拉，我們找不到任何漏洞。因為我們抓不住要害，找不出某些富裕的人陷入困境是他們基金會或中心故意所為的證據。這些患者的周圍屍橫遍地，忠實的妻子卻被丈夫拋棄了，子女墮落成了罪犯和吸毒者，他們被驅逐出工作崗位，但是這一切，我們發現卻和基金會糾纏不清。所以前景暗淡。我們能欺騙烏蘭諾夫，把假造的帶子偷偷塞進錄影機，迫使他講出——而事實上，報上的文章不是一個人花錢登載的，我們根本不可能找到他們。送給瑪格麗特西裝的不是盧托夫，而是另外一個人。伊拉的未婚夫又簡直是神話人物，斯塔索夫在莫斯科的任何一個銀行都找不到他的蹤影，即使找到了，又能有什麼用？追求漂亮年輕的女性，把心交給她，向她求婚，這難道違法嗎？認錯人也算犯罪嗎？而他與基金會或中心的某個人偶然認識，這也不能構成刑事犯罪。羅列的間接罪證，證明不了什麼。法庭對這種刑事案件會用破抹布擦掉。我和你，尤拉，永遠也破不了這個案子了。如果，當然嘍，偶然性是不會幫我們的忙的，惟一我們掌握的就只有盧托夫了，但我們能出示他的什麼罪證呢？和節目主持人烏蘭諾夫結識，然後，後者主動來尋求幫助——憑這不能坐牢。以記者的身份出現在塔姬雅娜面前，又能說明什麼？他會說，在報上看到許多文章謾罵他喜歡的名作家，就徵得中心的同意，在不幸尚未發生時援助她。為什麼假冒記者？為什麼不呢？他是演員，職業演員，他認為在跟女作家交往時這個職業更容易讓人接受——因為他想引起她的注意。他還能怎麼和她認識呢？噢，尤拉，當你費盡全力破一件案子，日以繼夜地奔忙，‘絞盡腦汁’，直到理清頭緒。理清頭緒，結果又是一場空，沒有確鑿證據，一個罪犯也沒上鉤。假如我們能找到殺死安德烈、邦達連科、尤麗婭、伊涅薩或季姆的殺手，我們就能振作起來，但他們卻跟中心有了瓜葛。哪怕抓到一個罪犯也好啊！你笑什麼，尤拉？在想美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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