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從孟菲斯到路易斯安娜的五小時旅途中，福爾特里格打了六次電話，收到三個傳真件。現在六個助手正恭候在三十英尺長的橡木會議桌周圍，桌上滿是開啟的法律書和無數的法律記事傅。大家全部脫了外套，挽著袖管。

他向大家問了聲好，便在桌子中央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來。大家人手一份聯邦調查局在孟菲斯獲悉的情況彙總副本。除了發現格朗克在孟菲斯之外，福爾特里格和芬克談不出任何新發現，而這事又和在座的各位毫不相干。

“博比，你有什麼線索？”福爾特里格戲劇性地問道。博比是助手們的頭頭。他揉著一頭銀灰色的濃髮，扶了扶黑邊眼鏡。“嗯，我想範圍已經縮小了，”他說道，大多數人笑了笑。每次彙報情況他都是這句開場白。在博比看來，法律調查是場遊戲，就是清除堆積在甚至是最簡單的案子上的一堆碎片，把焦點集中到法官和陪審團能迅速把握的核心問題上。博比進行調查時，任何案件都能化繁為簡。

“有兩條途徑，哪一條都不太誘人，但其中一條或者兩條都能奏效。首先，我建議透過孟菲斯的少年法庭。根據田納西州青少年法，可以向少年法庭提出請求書，提出這孩子的某些不良行為。不良行為的種類繁雜，請求書上必須明確註明這孩子屬少年犯罪類或是需要監護類。然後舉行聽證會，少年法庭法官聽取證詞，並對這孩子作出處理決定。對那些染有陋刁或未得到良好管教的孩子也可照此辦理。同樣的程式，同一個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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