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陸住了二十三年，半世紀後回去，真正認識我的只有一起長大的同窗好友。抗戰八年，重慶是我的家。到臺灣之後，回憶最多的是沙坪壩：家和學校之間三里路，無數的水田，一條樸實的街，接著到小龍坎公路口，是我感恩難忘的母校，南開中學一九四三班同學見證了我成長的過程。開放探親之後，大約是由在美國的同學開始。有了油印手寫的通訊簿，我收到的第一封信來自加拿大的潘英茂，只是一張簡樸的明信片，上面寫了兩行近況和她的住址。英茂是我高中三年的好友，總是排在鄰座。宿舍床鋪也常靠著。她的母親是法國人，所以她是雙語的人，有時又似徘徊在兩種文化之外的夢想者。熄燈後，輪到我講新看的書或電影故事，她是那最忠誠的，“我愛談天，你愛笑”的聽眾。我記得最早講拉瑪爾丁《葛萊齊拉》的初戀與殉情，她一直不停地哭。拉瑪爾丁是法國浪漫詩人，而書中的葛萊齊拉，和我們那時一樣，也是十六歲。

勝利之後，英茂與我們失去聯絡，她的明信片到臺灣時，我們都已七十歲。我原擬去歐洲開會，回程到紐約會晤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的總編輯康珍馥（JenniferCreW），再到加拿大去看望英茂。誰知正逢美國的感恩節，安排旅程的人說，“所有的人都在公路上趕路，回家團聚去了。”所以我就未去美加，想著明年開會再去。誰知第二年收到呂文鏡曲北京來信，說英茂因病已去世。我與她當聚而未聚，是我極大憾恨。以此歉疚之心，我寫了一封無法投遞的長信《寄英茂》恕我遲遲至今才給你覆信。初接到你的信時，我興奮許久，當年一切美好的、困惑的、可憾的記憶，都隨你的信潮湧而至。你還記得麼?我們畢業那年夏天，大家等著聯考發榜，我們去重慶城裡看你，五個人手牽著手往車站走，突然一輛吉普車衝來，把我們衝散，驚魂初定時，你用一貫靜靜的聲音說:“我們以後恐怕不能再見面了，我母親的法國迷信說，牽著的手被人從中衝開，就是分散的預兆。”這些年中，我有時會想起那一次的離別。那預兆可真準，這麼徹底的分散，天南地北各自過著無從存問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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