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九月我由德國柏林途中經過英國，在牛津大學參加了一個國際文化研討會，我發表了煞費苦心寫的論文《臺灣中國現代詩的成熟》。回到已是空巢的臺北家中，準備開學上課。

開學前的禮拜日清早，原與好友貽烈、俊賢和寧媛約定去登大屯山，我們五個人一起登山已十年了，貽烈稱為“阿呆登山隊”。五個在現實生活裡很有頭腦的人（貽烈是臺糖副總經理，俊賢是臺電會計處副處長，裕昌是臺灣鐵路總工程司，寧媛任中興票券公司副總經理，我在臺大教書）十年來風雨無阻，專找遊客少的景點，爬遍了臺北郊區的山，裕昌是可靠的司機。自以為已是半職業登山水平啦!我們到了山裡，跳、叫、呼、嘯，全然迴歸自然，進山後頭腦放空，如同呆人。

這個禮拜天清晨，這位可靠的司機必須去開會，我自己到麗水街口對面的師大人行道等計程車，沿路去接他們三人。夭太早，人車不多，我專注地往左看有沒有空車，突然十字路口一輛摩托車橫衝出來，被遵守綠燈行駛的計程車攔腰撞上，摩托車彈至半空，一些閃光的碎片在陽光下四散，朝我站立的樹下飛來。我下一個知覺，發現自己頭枕在一隻破球鞋上，而我的左腳不見了。我的右臂也不能動，勉強用左臂支援坐起，我看到我那穿了新鞋的左腳，像折迭椅腳似的，折斷了，被壓在左腿下面：右臂也斷了，空蕩在袖子裡。但是尚未大痛，只感麻痺而已。這時有三、四個路人俯身來看我還活著，其中一個人問我名字，我請他立刻打電話給我丈夫。一輛汽車停下來，一個壯漢走下來，看到我血流如注，立刻將我抱起放到他車上後座，一位路人說:“你不能動她，必須等警察來。”他怒吼道:“等警察來時她已流血過多死了。”他一面開車一面問我要去什麼醫院，我說:“三總!（三十年來一直是最有安全感的地方）但請先在建國南路口轉一下，有人等我。”到了橋下看到貽烈焦急地站在那裡張望。我還清醒地告訴他去接我妹再去三總!我記得到醫院拉住這位送醫者的衣袖，問他大名，但他不願說，勉強留下個地址，我家人後來始終沒有找到他。但我一生忘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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