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國立編譯館五年，在那個年代，使命感很強，當然有許多可記憶的事。小學、國中、高中各科教科書都有編審委員會，聘請的學者專家至少有五百位，學術界菁英甚少遺漏。每書定稿都有許多“聲音和憤怒”。常有人辯論未決時拂袖而去，館員追到樓梯上勸回。音樂科和美術科因選取代表作而爭論甚多，歷史科主編王德毅教授謙虛溫和，編輯委員暢所欲言，書出後沒有引起政治風暴。錢穆先生推薦杜維運教授編輯高中《中國文化史》教科書，也在一九七三年由國立編譯館順利出版，使用期間未聞有太多批評。我的本行英語教科書編寫過程雖有技術辯論，卻是最穩妥順利的，那時研究英語教學的師資幾乎全在師大。一九七三年八月出版的國中英語教科書，大約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套自己編寫的英語教材，幾位有理論、有實際經驗的青年學者反覆討論，慎重定稿，對臺灣的英語教學有切實的影響。當時由朱立民先生擔任主任委員，編輯小組有李敞、陳永昭、傅一勤、黃燦遂;直到二十多年後（一九九七年）我擔任主任委員，聘請張武昌、週中天、施玉惠、黃燦遂等編審委員，都是師大最優秀的英語教學名師，與他們討論是我最愉快的經驗。

我的另一個工作是徵詢、閱讀所有相關的重要的審查意見書。那時國立編譯館的權責是編審國小、國中、高中教科書和大學叢書，委託編譯館出版的學術用書和館內自行編纂的書也在被審查之列。基本上以“政治正確性”與“專業正確性”為原則。由此我看到了當時及往後也成為各科系權威學者的審查意見書，幾乎全是親筆手稿。在影印機普遍使用之前，將爭議性強烈的審查意見交給原著者，唯一的方式是由館員抄寫，才可以“保護”審查人，不致因同行認得手稿筆跡而引起爭端。如今想象那些“落後”到原始的文書工作，頗有啼笑皆非的感覺。在閱讀審查意見中，我對臺灣學術界，甚至各校師資，有深一層的認識。各種領域的爭論，雖頗為嚴苛，但大多數是認真可敬。至今我仍記得中文系幾篇派系分明的審查意見，讓我們難以處理。也仍記得有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審查文章，令人感動。師大英語系湯廷池教授，開會不停發言，他的審查意見往往長達十餘頁，用極小的字手寫，讀來感到他精力無窮，但他的確是真正關心，對應用語言學理論與批評方面的建議相當中肯，所以雖然態度嚴峻。堅持己見，仍是可敬的學者風格。另一位是臺大中文系張亨教授，原是國文教科書執編小組成員，他傾全力蒐集可能用上的資料，篩選讀物，盡心致力，極為投入。然因對編審委員會的意見無法協調，憤而離去，是我在教科書編寫工作上的一件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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