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落盡，天梯消逝。我回到臺中的中興大學，履行我回原校服務三年之約。家已搬去臺北，所以我每週二由臺北乘早上七點開的光華號火車去臺中，週五晚上六點搭乘自強號由臺中回臺北。星期六上午在臺大教研究所的“高階英文”課。有兩天時間靠一位女傭協助，努力作一個家庭主婦，住在父母家對面，共享一個巷院，一切都在呼應範圍之內。但是父母已經七十多歲了，我的三個兒子都進了青少年階段，我每星期二早上五點多鐘起床，準備家人早餐，再去趕火車。內心萬千的牽掛，有時天上尚見下弦殘月，我離家時真是一步三回頭——最初只是踐約，漸漸地，我回到臺北，也會牽掛臺中那一間小樓裡的系務了。

中興大學外文系的成立是我多年夢想的實現，在林致平、湯惠蓀、劉道元三位校長任內，我都不停地以一個教員的力量在推動。作為中部唯一的國立大學，總應該有文學院，文學院設立後先成立了中文系和歷史系，外文系最困難的是師資。那時全臺灣合格的外文系教授人數不多，英美文學博士仍是“貴重金屬”，漸漸有少數學成歸國的，到了臺北就被臺大、師大、政大、淡江、輔仁等校留住了，不願到“外縣市”去。同在臺中的東海和靜宜有他們自己的修會師資來源，國立大學有較嚴的資格限制。這個問題就是理想與現實的最大差異之處，我在過去那些年，侈言文學教育的重要時，並未預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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