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臺大的助教工作忙碌起來，大陸來的教師多了，文學院長由沈剛伯先生接任（錢歌川先生回了大陸，後來轉赴美國），外文系由英千里先生擔任系主任。他由北平輔仁大學來，單身在臺，初期也不定時上班，我仍須每天早上去開門，黃昏鎖門下班。繫上的公文、教材仍由我經手，打字、分發，新來的助教侯健和戴潮聲在樓下研究室上班。

臺大在舟山路與羅斯福路一巷內，新接收了一批小型的日式教員住宅，“資深”助教可以申請。經濟系的華嚴配得了一戶，告訴我快去申請。外文系只有我一個資深助教，所以我也可以配到一戶。那小小的榻榻米房間有全扇窗子開向種了花木的院子，我很開心地向裕昌說這好訊息，原以為他也會高興，不料他聽了沉吟不語。第二天，他很正式地對我說，他不能剛一結婚就作妻子的眷屬。我們兩個公教人員，只能分配到一處公家宿舍，他若去住臺大宿舍，今後便不能申請鐵路局的房子。最重要是，他的工作是全年無休，要隨時保持鐵路暢通，不可能每天搭換兩路公共汽車準時上班，唯一自己能排程的是腳踏車（我的嫁妝裡有一輛菲利浦腳踏車，在那時很帥，差不多像今天的汽車一樣），若遇到工程有急需，從景美到臺北站需騎半小時，會耽誤公事。臺北段近百里鐵路，實在責任太大，所以他不贊成搬到臺大宿舍。他的意見，我父親完全同意，他在我由上海回臺灣前已多次鄭重贈言:“不能讓丈夫耽誤公事，也不能傷他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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