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臺大隻是一個懵懵懂懂的助教，因為初到，落腳住在馬家，卻看到臺大初具規模的大局。不久即出任校長的陸志鴻教授和另外幾位早期教授，住在前面兩條巷內。幾乎每天往返與馬叔叔等討論校務，有時也與尚佳青田街等待遣返的日本教授詢問原有各事。走到門口就常聽到馬叔叔宏亮的笑聲，他們想的都是未來遠景，最早重點是保持臺北帝大最強的熱帶生物科學研究和醫學院，切實地充實臺大醫院的教學

與服務。當年奠下的基礎至今仍是堅強的。

到臺灣三個月之後，在臺大外文系面對著那兩屋的書，開始一堆一堆地整理，一本一本地看，大致作個歸類，其實是個很能忘我的幸運工作。但是，我的心是飄浮狀態的，下了班，沿著榴公圳往和平東路、青田街走，心中是一片空虛，腦中起起伏伏想著:寒假要不要回上海的家?回去了要不要再來？再來，除了搬書，沒有任何需要我的事。在臺灣大約只有六個人知道我的存在。滿懷愁緒，落寞孤獨的一個人，在黃昏的圳沿走回一個鋪著日本草蓆的陌生房子。

除夕那天，鎖上外文系的門往回走，天黑得早，到了青田街巷口，靠街的一間屋子燈已亮了，由短垣望見屋內一張桌子圍坐了一家人，已開始吃年夜飯。那情景之溫馨令我想念北平的媽媽、妹妹和上海的爸爸，思及我自己這種莫名其妙的“獨立”，眼淚湧出。疾行回到馬叔叔家，餐桌坐著幾位單身來臺的長輩，喝著日本人的溫熱的清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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