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距峨嵋山只有百里，山水鍾靈自古聞名，大渡河、青衣江、岷江三江沿岸世代有文人雅舍，如眉山的蘇東坡，樂山的郭沫若。抗戰時期在武大任教而住在樂山的有朱光潛、陳西瀅、凌叔華、袁昌英、蘇雪林等作家。一九四一年武大聘請錢穆先生講學，主題是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問題。因是全校講座，又為避警報，上課時間為早晨六點到八點（前一年日機大轟炸，樂山城區半毀。死傷很大，之後又流行一種“趴病”及傷寒，埋葬病死的武大學生之地被稱為“第八宿舍”）。當時全城電力尚未恢復，學生由各宿舍去最大的那間教室，須拿火把照路，摸黑去聽錢穆先生的課，往往晨光初露時座位已被火把佔滿，後來者即無法進去。女生宿舍低班學生似乎無人敢去。我升入高班三年級時，抗戰勝利，錢先生回到重慶。我聽高班男同學講當年盛況，非常羨慕。然而當時絕末想到三十年後在臺灣:我為國立編譯館公事拜謁錢先生，且有二十年單獨請教，暢談，傾聽的緣份和榮幸。

當年國學大師馬一浮先生在岷江對岸烏尤山上設復性書院，熊十力先生亦曾在書院居住講學，書院研究者一百人，亦曾請錢先生演講。錢先生晚年回憶當年有一段時間與朱光潛先生同進中、晚餐，“暢談甚相得”。

九月初我回到樂山，覺得學校的氣氛全變了。原來凝聚著共患難、同歌哭的維繫力，如今似乎換散了。由全國聯考招來的學生，將回到天南地北的家去，每個高年級的人有著寬廣的就業理想（那時的大學生占人口比例太小），而政治的氣氛已經籠罩到所有的課外活動了：牆報、話劇，甚至文學書刊都似乎非左即右，連最純粹的學術講座也因“前進”程度而被劃分為不同的政治立場。二十年後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利用這種劃分方式作為殘酷鬥爭的根據，隔著臺灣海峽所聽到的一鱗半爪，私在海外讀到的鐵幕訊息，都令我有似曾相識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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