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個寫信是唯一通訊的時代，沙坪壩六年，張大飛成了我最穩定的筆友。

我上初中時他已開始飛驅逐機，前兩年參加重慶上空驅逐任務，大約曾去我家五、六次。我大妹寧媛已經上南開小學，小妹星媛每天也跟著去“玩”（她把小姐姐的書全背得出來）。那時的我是家中唯一愛寫信的人，大飛四哥（在他家中排行）不駐重慶時，每週用淺藍航空信紙寫信來，他的家人一直聯絡不上，他說，我們就是他唯一可報平安的家人了。他寫信如寫家書，我因此萬分感動，必回他的信，那些信如果帶出來了，當是多麼可貴的戰時青年成長史！

我們那樣誠摯、純潔地分享的成長經驗，如同兩條永不能交會的並行線。他的成長是在雲端，在機關槍和高射炮火網中作生死搏鬥;而我卻只能在地面上逃警報，為災禍哭泣，或者唱“中國不會亡……”①的合唱。我們兩人也許只有一點相同，就是要用一切力量趕走日本人。

他的生活何等輝煌，而我只有中學女生那一片小小天地。初中時，我常抄些國文課本里感時憂國的文章如《李陵答蘇武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韓愈《祭十二郎文》、袁枚《祭妹文》、史可法《答多爾袞書）等。漸漸地也寫些課外讀的，女孩子最迷的《冰島漁夫》、《簡愛》，甚至《葛萊齊拉》②這種“多情得要命”的散文詩，他似乎都很有興趣地與我討論，但每封信結尾都說要注意身體，不要讓媽媽操心之類的訓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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