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局勢更加動盪，從京滬到武漢、湖南的難民全都湧向桂林，所有可供住宿之處全已爆滿。

中山中學的師生，男生住在七星巖巖洞內，女生住在臨時搭建的草棚。這期間，父親先往四川找校舍，得地方政府協助，覓得四川中部自流井旁邊的一座靜寧寺，可以容納學生住宿上課。

再踏上逃難之路，路卻是越走越艱難了。羈留在桂林的師生組成三隊，由桂林動身徒步往廣西柳州走，再曲柳州先往貴州宜山縣一個接洽好的小鎮懷遠。看清情勢之後再往重慶走。

在桂林，父親得到當地司令部協助借了三輛軍用卡車，裝運學校的基本裝置，母親則帶著家人搭客運長途車到柳州。

舅舅帶我坐在行李車上，在堆到極限的行李箱籠之上。我們必須用繩子綁住身體。以免隨時被顛下車去。我記得當時頗感“榮幸”，他們允許我坐行李車，而不是和小嬰兒們坐客運車。自從在漢口的生離死別之後，我不得不長成大人。

在柳州住了幾天，新駐防的裝甲兵團長是黃埔八期東北畢業生，他們把我一家人和最後一批老師家眷（多數已先送至四川）送到懷遠鎮住下。

母親每天到鎮前公路等待中山中學徒步的隊伍我哥哥也隨學校隊伍步行。走了七百六十里、二十七天後，先行學生出現了。當我母親看到董修民（父親好友董其政的獨子）挑著行李，破衣草鞋，走近叫她“齊大嬸”時，她不禁放聲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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