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我才小學畢業，還得上學，而中山中學不收我，怕我動不動就發燒生病拖累他們。因此，父母把我一個人送到長沙的周南女中，念一年級。周南女中在湖南是有歷史的名較，在臺灣還有校友會。

我記得班上的導師是黎世芬老師。我到臺灣後近二十年，由臺中搬回臺北，常常在報紙上看到他的名字，當時是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我去拜望他，他看到我還記得我。我功課雖好，但老是生病，動不動就暈倒，發高燒，送醫院……。由於學生一律住校，家長把孩子託付給學校，校方有照顧的責任。他用湖南話說：“你這個娃兒，真是麻煩唷！”

在那短短的一學期，我書念得很好，凡事都很認真。日本人打進漢口時，我們學校參加長沙愛國大遊行，全市像沸騰一般。我參加學校鼓樂隊，老師問：“你要做什麼？”

我說:“我要敲大鼓。”

因為那時候抗日的感受很強烈，一定要用大鼓才能表現出來。但我體重只有三十幾公斤，瘦得像只猴，根本背不動大鼓，黎老師成全我，叫一個壯一點的同學揹著鼓，我在旁邊敲。所以遊行時，我是打大鼓領隊的，這也反映出學校對由北方逃難來的學生的寬容與同情。

來臺灣後，我還留著一本當年的小小紀念冊，裡面有老師和同學們寫的一些祝福的話。在現實的劇變乏中，在育兒、烹堂二餐的空隙裡，有時我仍會想起屢弱的十三歲和長沙遊行時全市鼎沸的愛國心。以及自己在鼓聲中的惶惑與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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