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祖母帶我兩位姑姑也從東北到了北平。父親已先託人把我母親和我兄妹由南京送到北平，對朋友們說是要去照顧婆婆。父親由哈爾濱回到北平後，決定儘可能地留在華北，用種種方式和東北的地下抗日工作人員聯絡，以便掌握局勢。那時候北平不太安全，沒有什麼保護，時常有日本奸細蒐集資料，因此我們就搬到天津的法租界。哥哥則留在北平陪祖母，我母親有時還能從天津去探望他們。這期間，母親開始扮演這一生的新角色：接待來自家鄉的革命志士的家人和學生。記得有一天，有位蓋伯母和我媽媽在屋子裡哭，媽媽叫我帶她兩個小男孩到院子玩，蓋家小兄弟說：“不知為什麼我爸爸的頭掛在城門樓上？”二○○○年，在瀋陽已覆校的中山中學“齊世英紀念圖書館”開幕時，有人贈我《勿忘九一八》紀念畫冊，有一張全頁照片：古城樓上，清晰的一排血淋淋的壯漢頭顱，怒目齜牙，血淋淋的國恨家仇，全未放下，與我童年記憶印證，永難抹滅。

但是，即使在租界，仍然不很安全，姓“齊”很惹眼，所以父親就常常改姓。

我記得我們最常姓“王”、“徐”。姓“王”的時候，我在讀天津“老西開小學”三年級。因為家裡不敢讓一個小女孩在大城市裡跑路，就僱黃包車接送。我記得我坐黃包車離開學校的時候，有時會有調皮的同學在後面喊：“王八圓！王八圓！”我被喊得很生氣，回去就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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