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記得1969年6月9日那天的情景。

下午，我在北大籃球場看人家打籃球。在那種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年代，沒有什麼人搭理我，都與我“劃清界線”，我自己也注意不要給別人找麻煩，儘量少與人來往。

可是，忽然有人喊我：“賀曉明！”

我看到軍宣隊的幾個人在招呼，那位組長就是中南海一區的老李同志。

“哎哎，你來來，”他看我發怔，繼續招呼，“來，咱們談談。”

我隨他們進屋，不知要談什麼？“你們機關來人，”他指指屋裡坐的兩名軍人，“要接你去談話。”

我望望那兩名軍人，心裡咯噔一下。那是一驚一詫的年代，什麼不可思議的事都可以發生，什麼荒唐故事都可能成真。

車出北大校門，沒朝城裡開，直奔運河方向，我的心又怦怦起來：壞了，看來是要關押我了……

沉默一段路，坐司機旁的軍人側身回頭，望住我說：“告你件事，你爸爸病重，我們現在接你去看看。”

腦子轟地一響，彷彿遭了雷擊，又像從山崖摔下，轟然落地。半晌我才透過一口氣。頓時明白了什麼。“文革”的經驗，像父親這樣“失蹤”的領導幹部，活著肯定不叫見面，叫見面一定是死了……

“爸爸！”我心裡慘叫一聲，淚水便如泉湧一般溢位眼眶，滔滔不絕。在那一瞬間，我鮮明地想起兩年多前與父親的分手。由於“造反派”不斷衝擊我家，根據周總理的意見，父親臨時住進新六所。一天吃完飯後，我向父親告別：“爸，我回學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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