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惠喜歡讀史，讀史常撫膺慨嘆：“文人無行”！

縱觀一部中國文學史，“文人”為了頑強地表現自我，宣洩情緒，搞出多少歪曲歷史的“歷史鉅著”。給古人造冤假錯案，也影響後人以史為鑑。

有“史料”稱，清康熙帝的遺詔是“傳位十四皇子”，但被“四皇子”改詔奪嫡，將“十”橫添一筆槓而成“於”，則“傳位十四皇子”就變成了“傳位於四皇子”。這“史料”似乎編得驚心動魄又人絲入扣，殊不知清廷外朝與清廷之慣例，均稱“皇沁子”而不稱“X皇子”。如此看來，這遺詔如何改得？況且皇四子民誼與皇十四子民恢乃一母同胞，民鎮居長，如何又談得上“改詔奪嫡”？連“廢長立幼”都不是。

民鎮繼位，是為雍正帝。由於治民過嚴又屢興文字獄，得罪了“文人”和老百姓，編出“改詔奪嫡”這樣的“政治笑話”本不足為怪。“政治笑話”可用來分析民眾情緒及意願，卻萬不能用來作為評論古人，揭示歷史規律的依據。同樣例子莫過於秦始皇，滅六國得罪了奴隸主貴族，焚書坑儒得罪了“文人”，築長城得罪了天下百姓，於是就有了“孟姜女哭長城”。無論秦始皇對統一的中國，統一的中華民族有怎樣“盛德煌煌”的功績，終不及關心“人權”的“文人”造一個“孟姜女”更迎合關心“生存權”的百姓心理。結果秦始皇被罵兩千多年，很可能還要被罵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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