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顧問總團團長說：“越南有著和平土改的經驗；又熟悉情況，你們反而去邀請中國？”凱山·豐威漢沉吟：“一條是中國式的土政，一條是越南式的土改。我們走哪條？”

段蘇權明確宣佈：“我們的建議只向寮國同志談，一個建議至多講兩次。不同越方發生爭執。”

段蘇權陪同凱山·豐威漢，總書記晉見毛澤東主席後，回到桑怒，很快便進入了1966年。

這一年，段蘇權拿出了很大精力設法廢除寮國解放區的“貢濫”制度，實現建立鞏固的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原望。

3月16日是老歷年，寮中央設宴招待中國工作組的同志，段蘇權早一天便派人把下鄉搞農村調查的幾位同志請回來。並聽取了彙報。

那還是段蘇權初到寮國不久。房門前被土匪埋了地雷的時候，他曾與凱山談話：“周圍農村的黨組織沒建立起來，政權也沒來得及很好改造，戰鬥又哪麼緊張”，凱出·豐威漢唉了一聲，承認道：“上匪一直沒停止對我們的騷擾。”

“單靠部隊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我們就那麼多兵。”段蘇權在談重要問題時，並不提高聲音，而是放緩說話節奏，甚至是一句一頓：“關健是發動群眾，依靠群眾。這項工作搞不好，建立鞏固的根據地是不可能的。”

“這個道理我已經明白。”凱山聽得不少，也讀過許多毛澤東的文章，”中國革命是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首先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待條件成熟後再佔領城市，解放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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