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六十年代，對我來說沒什麼可抱憾，也沒什麼值得慶幸的，嚴格地來說這是我父母的選擇。假如我早出生十年，我會和我姐姐一樣上山下鄉，在一個本來與己毫不相干的農村度過青春年華，假如我晚生十年，我會對毛主席語錄、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這些名詞茫然不解，但這又有什麼關係？所有的歷史都可以從歷史書本中去學習，個人在歷史中常常是沒有註解的，能夠為自己作註解的常常是你本人、不管你是哪一個年代出生的人。歷史總是能恰如其分地湮沒個人的人生經歷，當然包括你的出生年月。

生於六十年代，意昧著我逃脫了許多政治運動的劫難，而對劫難又有一些模糊而奇異的記憶。那時還是孩子，孩子對外部世界是從來不做道德評判的，他們對暴力的興趣一半出於當時教育的引導，一半是出於天性，我記得上小學時聽說中學裡的大哥哥大姐姐讓一個女教師爬到由桌子椅子堆成的“山”上，然後他們從底下抽掉桌子，女教師就從山頂上滾落在地上。我沒有親眼見到那殘酷的一幕，但是我認識那個女教師，後來我上中學時經常看見她，我要說的是這張臉我一直不能忘懷，因為臉上的一些黑紫色的沉積的疤瘢經過這麼多年仍然留在了她的臉上。我要說我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姬們中間許多人是有作惡的記錄的，可以從諸多方面為他們的惡行開脫，但記錄就是記錄，它已經不能抹去。我作為一個旁觀的孩子，沒有人可以給我定罪，包括我自己，這是我作為一個六三年出生人比他們輕鬆比他們坦蕩的原因之一，也是我比那些對文革一無所知的七十年代人複雜一些世故一些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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