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政治經濟的要素中，貨幣最為關鍵；在貨幣的全部制度裡，創造貨幣的權力最為核心。但是，在這一國家的神聖權力問題上，幾乎找不到任何經濟學家們的隻言片語。

——美國貨幣史學家德瑪爾

1864年初，兩份在中國成立銀行的商業計劃書擺在了老沙遜的辦公桌上。一份是孟買本地的英國商人開始籌建面向中國金融市場的“中國皇家銀行”，另一份是一位年輕的蘇格蘭航運商人的“香港和上海銀行”計劃書。最終打動老沙遜的恰恰是那位毫無銀行業經驗的年輕人的計劃。這個蘇格蘭小夥子名叫托馬斯·蘇石蘭，年方三十卻已經是著名的大英輪船公司駐香港的業務總監和香港黃埔船塢公司主席了。

老沙遜一下子就喜歡上了這個主意。作為一家總部設在香港和上海的銀行，與那些僅僅在香港和上海設立分行的外國銀行相比，在資訊聯絡方面會更加便利，這一點在交通與通訊還不發達的19世紀顯得尤為重要。市場時機轉瞬即逝，那些需要向遠隔重洋的總行請示的銀行，在未來與匯豐銀行的競爭中只能居於下風。

老沙遜立刻批准了這個專案。

在匯豐銀行的主要股東中，除了沙遜，還有寶順和旗昌洋行。然而寶順洋行在1866年席捲全球的棉花泡沫危機中破產，旗昌洋行也在危機的打擊下，於19世紀70年代初淡出中國市場。於是已經成為鴉片新霸主的沙遜洋行，就成為匯豐銀行的主要支柱。匯豐銀行實際上成為羅斯柴爾德-沙遜同盟在遠東金融佈局中的一枚關鍵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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