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發生了這樣一回事：河裡發大水，沖走了一根國家的電線杆。有位知青下水去追，電線杆沒撈上來，人卻淹死了。這位知青受到表彰，成了革命烈士。這件事在知青中間引起了一點小小的困惑：我們的一條命，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根木頭？結果是困惑的人慘遭批判，不瞞你說，我本人就是困惑者之一，所以對這件事記憶猶新。照我看來，我們吃了很多年的飯才長到這麼大，價值肯定比一根木頭高；拿我們去換木頭是不值的。但人家告訴我說：國家財產是大義之所在，見到它被水沖走，連想都不要想，就要下水去撈。不要說是木頭

，就是根稻草，也得跳下水。他們還說，我這種值不值的論調是種落後言論——幸好還沒有說我反動。

實際上，我在年輕時是個標準的愣頭青，水性也好。見到大水沖走了木頭，第一個跳下水的準是我，假如水勢太大，我也可能被淹死，成為烈士，因為我畢竟還不是鴨子。這就是說，我並不缺少崇高的氣質，我只是不會唱那些高調。時隔二十多年，我也讀了一些書，從書本知識和親身經歷之中，我得到了這樣一種結論：自打孔孟到如今，我們這個社會里只有兩種人。一種編寫生活的指令碼，另一種去演出這些指令碼。前一種人是古代的聖賢，七十年代的政工幹部；後一種包括古代的老百姓和近代的知青。所謂上智下愚、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就是這個意思吧。從氣質來說，我只適合當演員，不適合當編劇，但是看到指令碼編得太壞時，總禁不住要多上幾句嘴，就被當落後分子來看待。這麼多年了，我也習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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