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係列系著名作家王安憶在復旦大學講課時的講稿，從理論和實踐上探討了小說的藝術。王安憶對小說藝術有獨到的感悟和理解，將小說定義為在現實世界之外築造出的“心靈世界”（這對於理解其他藝術形式都有深刻啟迪）。講稿既有理論上的解說和分析，也有從創作論和鑑賞論角度的評述，鞭辟入裡地評析了小說的創作動因、途徑和藝術。

我來複旦大學講課心裡也頗惶惑，我不知道我能否講好，但我會盡力。這十幾周課我想用來探討一個問題。這問題雖則簡單，卻也是許多人一直在探討的，這便是：“小說到底是什麼？”我的問題並非針對其在社會上的功能，並不是問它的社會位置是什麼，而是它工作的目的是什麼，是它本身的問題。

在進入正題之前，我想說一下我為什麼要開這門課，而不願以一種講座的形式。有許多大學和文學社團常請我去開講座，我一般都拒絕。但我接受復旦的邀請，來此花很長時間開一門課程。動機何在？

我時常在想，我們這種人，也就是我們這種寫小說的人到底在幹什麼？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們的位置非常奇異。當有政治運動，特別是1949年後政治運動頻繁的時期，我們常會成為槍，或者靶子，批評的物件或批評的工具，總是這種作用，逃脫不了的作用。歷來的運動中，作家正是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工具，無論是從正面，還是反面，很難擺脫，儘管我們花了很多時間，用了很多辦法去擺脫它。在文革之後，“四人幫”倒臺的時候，我們成了民眾的喉舌或心聲，當民眾感覺到有話要說，我們便搶在前邊說了。那個時期現在有許多人將其定位為中國文學的黃金時代，有那麼多人讀小說，而且幾乎每篇小說都會引起強烈的反響，許多話都靠文學說出來，比如話劇《於無聲處》，你們復旦的一位校友盧新華寫的小說《傷痕》，陳國凱的小說《我應該怎麼辦》，等等。翻開1978年的獲獎作品，全是那些說出了人民心裡想說但是不知道怎麼說，而且說不好又不敢說的作品。那時候的作品很過癮，很痛快，當之無愧地成為民眾的喉舌。今天，我們小說家還被賦予一種心理醫生的功能，恐怕每一位作家都會受到讀者這樣的要求：希望你能解答一下我的問題，生活當中，人生道路上碰到的難題。在這種種情況下，作家的角色有點類似於社會學家，似乎作家有必要對這社會上的許多問題負責任、作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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