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離開澳洲生態園，給林大勇打了電話。林大勇認為我不冷靜，那麼好的待遇說不要就不要了。

“大勇，我有直覺，”我解釋說，“即使去了澳洲生態園，何進也不能給我那麼好的待遇，而且很容易攪到薛元清和杜文革的漩渦裡。”

“雷默，你小子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

我嘿嘿笑著結束通話了電話。

我放棄了，放棄不需要理由，因為我有不放棄的教訓。我對放棄進行過理性思考，我知道放棄不等於遁出紅塵，但放棄是一種痛苦和勇敢。放棄者最起碼的理性就是沒有盲從，因此可以上岸，甚至似玩童一樣，嘲笑著規則和秩序。

我當秘書時就沒有盲從，沒有隨張國昌去豪賭，哪怕在一旁拎著錢袋子，因此似有自由。我選擇離開官場，是一種理智的放棄，因為沒有哪位領導有勇氣願意啟用曾經給大貪官張國昌當過秘書的人，這是一種冒險，再加上張國昌生前在官場上樹敵太多，如果繼續在官場混，無異於空耗生命。

遲小牧給我打電話，請我在鶴鳴春大酒店吃飯。遲小牧最近透過胡豔麗又搞到一塊好地，生意興隆。這次請我吃飯，是想請我到他的公司任副總經理。我已經煩透了打工的事，心想，你遲小牧能成為老闆，我雷默也不差啥。不過飯還是要吃，朋友一場，無論如何要給遲小牧這個面子。

席間，我婉言謝絕遲小牧的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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