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求苟活，不化齏粉，也還好辦一點，但是我要寫作，要發表，這就難了。

我是一個剛剛露頭就被砸下去的作者，《青春萬歲》的出版已經遙遙無期，到1963年為止，我只發表過五個短篇小說和一點點散文之類，又面臨著徹底封死的局面。越是要封或變相封殺，我越是急於發表東西，我變得急火攻心，飢不擇文。事後想起，這也是一種急躁，一種輕浮，一種失態。這種心態，既無法改變不利的外在處境，也寫不成什麼真正有價值的作品。我反而對於在高校作教學更不安心了。

在西山的學習對於我來說最重大的意義不在於認識了蘇聯修正主義的本質，而在於從這裡出發去了新疆。

有一些從各省來的文藝工作的領導參加了西山讀書會。他們與我閒聊時便介紹當地風土人情，令我神往。我想來想去，覺得在北京高校幹不出什麼名堂，尤其是我明白，我們的文學要的是寫工廠農村，實際主要是寫農村農民，在高校呆下去，就等於脫離了生活，脫離了社會，脫離了火熱的鬥爭，永遠別想再創作了。而寫作是多麼迷人。記得我1958年下鄉前看過一部日本影片《姐妹》，僅僅是那富有生活情趣的對話也叫我沉醉。我只想再接觸一下文字工作，我只想再使用一下修辭的技巧，我只想再在文字中說幾次“你好”“快樂”“繽紛”和“想你”……此生無憾。我不能就這樣在小小的校園裡呆下去，我要的是廣闊的天地，我相信的是毛澤東所說的要經風雨見世面，“這個風雨，就是群眾鬥爭的大風雨，這個世面，就是群眾鬥爭的大世面。”我與一些省區來的領導同志探討去他們那裡工作的可能性。江西，甘肅和新疆都表示歡迎我去。我覺得新疆最有味道，去新疆最浪漫最有魄力。同時，新疆文聯的負責人劉蕭蕪同志恰恰從蘇聯回來路過北京，我與他見了面，加上參加讀書會的新疆作協秘書長、《新疆文學》雜誌主編王谷林同志，新疆當時就可以就我的調動總是拍板。於是我決定了去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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