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雖然有“童子功”，我雖然早已完全習慣於對一切精神現象作意識形態的分析，我雖然常常勝任地或勉力地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但是文學，小說，詩，對於我，對於你，對於大家和後人，它不完全、不該僅僅是意識形態與思想分析的物件，不能夠僅僅成為傳聲筒，成為觀念的例證。

然而，甚至連我自己當時也有點混淆了文學與工作與現實的差別，小說的寫作使我入了迷，使我自以為這不但是小說，而且富有所謂的現實意義，我曾以為我可以以這篇小說獻給有關的領導機構。

其實，這本應是我的快樂和感動，我的酸楚和失落，我的小小的非常個性化的遐想與話題。和在太原火車站的告別一樣，和穿過千山萬水坐著火車聽車輪的鏗鏘鏗鏘地響一樣，和行進中的滿足與暈眩一樣，這應該是一種生活的滋味，一種莫名的歡欣和失落。這應該是我青春的自信和（荒唐的）天真，愛戀和悔恨，遲疑和獻身，驕傲和留連忘返：就像我的入黨和初戀，即使一遇就準，始終如一——也仍然黃河九曲，風波連天。

《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是我的詩。陸文夫不斷地說，王蒙首先是一個詩人。他的話裡也許包含著他認為我不怎麼善於把素材故事化的暗示。然而，許多年了，最重要的寫作的衝動來自對於我的詩情之弦的撥響。小說裡寫道：天上落下的似雨似雪，這是詩。三輪車伕說不要錢，這是詩。（其實沒有這樣的事，但是有一次我坐三輪到區委，車伕確實表達了對於區委的敬意與擁戴。）與老同志們交流，這是詩。見到了趙慧文，這更是詩。吃荸薺是詩。吃餛飩是詩。下大雨還是詩。槐花頌是詩。突然出現的“炸丸子開鍋”的小販吆喝也是詩。兒童文學作家劉厚明就注意到了炸丸子的吆喝聲，嘆息良久，而且說從“炸丸子開鍋裡”感覺到了王蒙的特點。或許應該是：詩意與平凡，入世與出世，小與大，俗與超脫，有與無，驕傲與謙卑，靈界與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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