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開始寫作以後才閱讀《人民文學》《文藝報》並且開始關注我們的所謂文壇風雲的。此前，我的印象是大多數時文不好看，一個毛頭小夥子，一拿起筆來就有一種全蓋帽兒的雄心或者野心，這雖然幼稚，卻不足為奇：如果我認為我寫的是現有文壇的成果的延伸，也許我最好是不寫，繼續積極地當我的團幹部，前途可能要更無量得多。

一九五四年文藝報上開始批判“一本書主義”，我完全讀不明白，作家的任務除了一本書又一本書以外，難道還有什麼別的東西更重要更神聖不成？一本書主義不好，兩本書、三本書還是零本書、沒有書就更好嗎？

在對於丁玲的種種批評之中，沒有比批“一本書主義”更荒唐，更不得人心的了。我這個當時的局外人認為。

出現了對於路翎的《窪地上的戰役》的批評，批得崇高輝煌。我記得是宋之的同志寫了這樣的高屋建瓴的文字。而我最初讀這篇小說時，感覺寫得委婉深情，是那些年我讀過的本國小說中比較動人的一篇，高於許多其他篇的一篇。例如報紙上登過一位著名老作家的作品，描寫一個農村青年去結婚，一路上急人所急，難人所難，又是救病人，又是堵口子，又是排解交通事故……把新娘和親友急壞了，最後在遲到多時、衣無完布的情況下舉行了婚禮。這樣的小說意思雖好，實在難於恭維。這個作品，倒是報上加了編者按大力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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