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初期到中期，梁必達和竇玉泉、朱預道、陳墨涵等人的工作位置交錯變化，先是陳墨涵第二次進入南京軍事學院高階班深造，畢業之後，一躍晉升為K軍司令部的參謀長，竇玉泉幾經周折，也調到軍裡擔任後勤副軍長。不久，張普景調到軍裡當了政治部主任，這幾個人臨時性地成了梁必達的上級。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原K軍軍長升遷，梁必達直接當了軍長，並同時擔任軍黨委書記。朱預道擔任副軍長。原軍政委王蘭田調到軍區工作，張普景擔任軍裡的第一副政委。

本來，這些人從年輕人長到了年近半百，從普通青年成長為軍隊的高階幹部，可以說歷盡滄桑。誰也沒有想到，戰爭中人家死裡逃生過來了，卻讓一個莫名其妙的“文化大革命”打得暈頭轉向，一個個紛紛落下馬來，成了“人民的敵人”。

K軍軍部駐地D城是一座省會城市。

“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不久，這座城市就亂了，並沒有像偉人預計的那樣“大亂促大治”，而是一亂就一瀉千里，亂得烏煙瘴氣。造反有理，文攻武衛，揪鬥“走資派”……就在這紅潮滾滾江山板蕩之際，亂世中呀呀呀殺出一條好漢來——離開軍隊十幾個年頭的江古碑又勇敢地站了起來。江古碑現在的身份是D市的“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六盤山革命造反兵團”司令，是老革命兼新革命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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