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切，首先要歸功於遙遠得看不出面影的李冰。

四川有幸，中國有幸，公元前251年出現過一項毫不惹人注目的任命：李冰任蜀郡守。此後中國千年官場的慣例，是把一批批有所執持的學者遴選為無所專攻的官僚，而李冰，卻因官位而成了一名實踐科學家。這裡明顯地出現了兩種判然不同的政治走向，在李冰看來，政治的含義是浚理，是消災，是滋潤，是濡養，它要實施的事兒，既具體又質樸。他領受了一個連孩童都能領悟的簡單道理：既然四川最大的困擾是旱澇，那麼四川的統治者必須成為水利學家。

沒有證據可以說明李冰的政治才能，但因有過他，中國也就有過了一種冰清玉潔的政治綱領。

他是郡守，手握一把長鍤，站在滔滔的江邊，完成了一個“守”字的原始造型。那把長鍤，千年來始終與金杖玉璽、鐵戟鋼錘反覆辯論。他失敗了，終究又勝利了。

他開始叫人繪製水系圖譜。這圖譜，可與今天的裁軍資料、登月線路遙相呼應。

他當然沒有在哪裡學過水利。但是，以使命為學校，死鑽幾載，他總結出治水三字經（“深淘灘，低作堰”）、八字真言（“遇灣截角，逢正抽心”），直到20世紀仍是水利工程的圭臬。他的這點學問，永遠水氣淋漓，而後於他不知多少年的厚厚典籍，卻早已風乾，鬆脆得無法翻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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