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廬山不是專門去旅遊,是與一大群文人一起去開會的,時間是1979年夏天。那裡召開的,是一個全國規模的文藝理論討論會。
廬山本是夏天開會的好地方,但據我所知,那裡好像從來沒有開過文人大會。原因說起來太複雜,不管怎樣,現在總算有了第一回。
但是,回過去看,廬山本來倒是文人的天地。在未上廬山之時我就有一些零碎的印象,好像是中國早期最偉大的文人之一司馬遷“南登廬山”並記之於《史記》之後,這座山就開始了它的文化旅程。在兩晉南北朝時期,它的文化濃度之高,幾乎要鶴立於全國名山中了。那時,佛學宗師慧遠和道學宗師陸修靜曾先後在廬山弘揚教義,他們駐足的東林寺和簡寂觀便成了此後中國文化的兩個重要的精神棲息點。這兩人中間,慧遠的文學氣息頗重,他的五言詩《遊廬山》寫得不錯,而那篇600多字的《廬山記》則是我更為喜愛的山水文學佳品。但是,使得這一僧一道突然與廬山一起變得文采斐然的,還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差不多的時候廬山還擁有過陶淵明和謝靈運。陶淵明的歸隱行跡、山水情懷和千古詩句都與廬山密不可分,謝靈運的名氣趕不上陶淵明,卻也算得上我國文學史上五言山水詩的鼻祖。這兩位大詩人把廬山的山水作了高品位的詩化墊基,再加上那一僧一道,整個廬山就堂而皇之地進入了中國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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