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們的祖先遠比我們更親近詩。

這並不是指李白、杜甫的時代，而是還要早得多。至少，諸子百家在黃河流域奔忙的時候，就已經一路被詩歌所籠罩。

他們不管是坐牛車、馬車，還是步行，心中經常會迴盪起“詩三百篇”，也就是《詩經》中的那些句子。這不是出於他們對於詩歌的特殊愛好，而是出於當時整個上層社會的普遍風尚。而且，這個風尚已經延續了很久很久。

由此可知，我們遠祖的精神起點很高。在極低的生產力還沒有來得及一一推進的時候，就已經“以詩為經”了。這真是了不起，試想，當我們在各個領域已經狠狠地發展了幾千年之後，不是越來越渴望哪一天能夠由物質追求而走向詩意居息，重新企盼“以詩為經”的境界嗎？

那麼，“以詩為經”，既是我們的起點，又是我們的目標。《詩經》這兩個字，實在可以提挈中華文明的首尾了。

當時流傳的詩，應該比《詩經》所收的數量大得多。

司馬遷在《史記》中說，是孔子把三千餘篇古詩刪成三百餘篇的。這好像說得不大對，因為《論語》頻頻談及詩三百篇，卻從未提到刪詩的事，孔子的學生和同時代人也沒有提過，直到三百多年後才出現這樣的記述，總覺得有點奇怪。而且，有資料表明，在孔子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詩經》的格局已成。成年後的孔子可能訂正和編排過其中的音樂，使之更接近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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