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任何一個時代，文化都會分出很多層次，比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複雜得多。

你看，我們要衡量曹操和諸葛亮這兩個人在文化上的高低，就遠不如對比他們在軍事上的輸贏方便，因為他們的文化人格判然有別，很難找到統一的數字化標準。但是，如果與後來那批沉溺於清談、喝酒、吃藥、打鐵的魏晉名士比，他們兩個人的共性反倒顯現出來了。不妨設想一下，他們如果多活一些年月，聽到了那些名士們的清談，一定完全聽不懂，寧肯回過頭來對著昔日疆場的對手眨眨眼、聳聳肩。這種情景就像當代兩位年邁的軍人，不管曾經舉著不同的旗幟對抗了多少年，今天一腳陷入孫兒們的搖滾樂天地，才發現真正的知音還是老哥兒倆。

然而，如果再放寬視野，引出另一個異類，那麼就會發現，連曹操、諸葛亮與魏晉名士之間也有共同之處了，例如，他們都名重一時，他們都意氣高揚，他們都喜歡扎堆……而我們要引出的異類正相反，鄙棄功名，追求無為，固守孤獨。

他，就是陶淵明。

於是，我們眼前出現了這樣的重巒疊嶂——

第一重，慷慨英雄型的文化人格；

第二重，遊戲反叛型的文化人格；

第三重，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

這三重文化人格，層層推進，逐一替代，構成了那個時期文化演進的深層原因。

其實，這種劃分也進入了寓言化的模式，因為幾乎每一個文化轉型期都會出現這幾種人格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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