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爆發，街頭的一切都變了樣。

一個星期六的傍晚，我從學院回家。

週末的家庭聚餐，爸爸經常因下班晚而遲到，但今天他卻比我先回家。他歷來嚴肅，今天卻很和氣。

吃飯時大家都不說話，因為已有一種預感，爸爸要宣佈一點比較重要的事情。然而一頓飯下來，他什麼也沒有說。

放下筷子，他終於開口。他問祖母：“媽，還記得阿堅嗎？”

祖母一聽就笑了：“怎麼會忘了他，天下活寶！”

爸爸掃了我一眼，然後對祖母說：“他揭發了我。”

“揭發什麼？”祖母問。

“說解放的第三天，有一個人在江寧路邊上掏出一個本子寫了一句話給路人看，是反共字句，我看了，沒有把那人扭送公安局。”

“解放才三天，沒有公安局啊。”祖母說。

“那也應該扭送解放軍。”爸爸解釋。

“真是反共字句？為什麼寫在小本子上給路人看？”祖母覺得難以置信。我理解祖母的思路，在政權轉移的時刻，傳播那樣的字句，膽大的可以寫在標語上張貼，膽小的可以寫在書信裡秘傳，不管膽大膽小都算合理；只有鬼鬼祟祟地寫在小本子上塞給不認識的人看，最說不通。

“其實根本不是反共字句，是「一貫道」的一句說詞，那人是「一貫道」的一個傳道者，我記得。”爸爸說。

“你怎麼知道「一貫道」的說詞？”

“媽你忘了，我們住在塘沽路時，隔壁不是有一個「一貫道」的道場嗎？我和小哥去玩過，聽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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