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現在我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明白自己為何寫作，我的所有努力都是為了更加接近真實。因此在一九八六年底寫完《十八歲出門遠行》後的興奮，不是沒有道理。那時候我感到這篇小說十分真實，同時我也意識到其形式的虛偽。所謂的虛偽，是針對人們被日常生活圍困的經驗而言。這種經驗使人們淪陷在缺乏想象的環境裡，使人們對事物的判斷總是實事求是地進行著。當有一天某個人說他在夜間看到書桌在屋內走動時，這種說法便使人感到不可思議和難以置信。也不知從何時起，這種經驗只對實際的事物負責，它越來越疏遠精神的本質。於是真實的含義被曲解也就在所難免。由於長久以來過於科學地理解真實，真實似乎只對早餐這類事物有意義，而對深夜月光下某個人敘述的死人復活故事，真實在翌日清晨對它的迴避總是毫不猶豫。因此我們的文學只能在缺乏想象的茅屋裡度日如年。在有人以要求新聞記者眼中的真實，來要求作家眼中的真實時，人們的廣泛擁護也就理所當然了。而我們也因此無法期待文學會出現奇蹟。

一九八九年元旦的第二天，安詳的史鐵生坐在床上向我揭示這樣一個真理：在瓶蓋擰緊的藥瓶裡，藥片是否會自動跳出來？他向我指出了經驗的可怕，因為我們無法相信不揭開瓶蓋藥片就會出來，我們的悲劇在於無法相信。如果我們確信無疑地認為瓶蓋擰緊藥片也會跳出來，那麼也許就會出現奇蹟。可因為我們無法相信，奇蹟也就無法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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