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這裡先談談歐內斯特·海明威和羅伯－格里耶的兩部作品，這是在我個人極其有限閱讀裡的兩次難忘的經歷，我指的是《白象似的群山》和《嫉妒》。與閱讀其它作品不一樣，這兩部作品帶給我的樂趣是忘記它們的對話、場景和比喻，然後去記住從巴塞羅那開往馬德里快車上的“聲音”，和百葉窗後面的“眼睛”。

我指的似乎是敘述的方式，或者說是風格。對很多作家來說，能夠貫穿其一生寫作的只能是語言的方式和敘述的風格，在不同的題材和不同的人物場景裡反覆出現，有時是散漫的，有時是暗示，也有的時候會突出和明朗起來。不管作家怎樣寫作。總會在某一天或者某一個時期，其敘述風格會在某一部作品裡突然凝聚起來。《白象似的群山》和《嫉妒》對海明威和羅伯－格里耶正是如此。就像參加集會的人流從大街小巷匯聚到廣場一樣，《白象似的群山》和《嫉妒》展現了幾乎是無限的文學之中的兩個廣場，或者說是某些文學風格里的中心。

我感興趣的是這兩部作品的一個共同之處，海明威和羅伯－格里耶的敘述其實都是在對某個心理過程的揭示。

《白象似的群山》有資格成為對海明威“冰山理論”的一段讚美之詞。西班牙境內行駛的快車上，男人和姑娘交談著，然後呢？仍然是交談，這就是故事的全部。顯然，這是一部由“聲音”組裝起來的作品，男人的聲音和姑娘的聲音，對話簡短髮音清晰，似乎是來自廣播的專業的聲音，當然他們不是在朗讀，而是交談——“天氣熱得很”，“我們喝杯啤酒吧。”從啤酒到西班牙的茴香酒，兩個人喝著，同時說著。他們使用的是那種不怕被偷聽的語言，一種公共領域的語言，也就是在行駛的列車上應該說的那種話。然而那些話語裡所暗示的卻是強烈的和不安的隱私，他們似乎正處於生活的某一個尷尬時期，他們的話語裡隱藏著衝突，抱怨和煩惱，然後透過車窗外白象似的群山和手中的茴香酒借題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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